1個月前,廣東經濟交出今年前三季度的成績單,廣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8130.3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6%,高於全國同期增速0.2個百分點。其中,廣州地區生產總值11977億元,增長8.5%,比國家和省增速分別高出1.1和0.9個百分點,高於京(7.3%)、滬(7%),與深圳持平。在一個經濟增速由高增長換擋至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下,廣州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路應該如何優化調整?廣州又該如何把握新機遇、尋找新動力?
  帶著這樣的問題,南方日報記者專訪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在他看來,廣州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有其發展優勢,市場經濟基礎牢固就是其中之一,這可以視作支撐廣州發展的基石。如今,在資源面臨緊約束的情況下,尤其是土地資源逼近極限的情況下,傳統的政府主導模式已經走不通了。廣州如果願意犧牲一點發展增速,發展和改革兩手抓,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讓政府在公平公正中起主導作用,用制度打開不同的藍天,廣州還是有條件嘗得新一輪改革的頭啖湯。
  定義新常態
  發展狀態下的轉型升級往往需要在質量和速度上作出選擇,我認為新常態經濟是犧牲一點速度,換取更好的質量
  南方日報: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會議期間首次系統闡述了“新常態”理念。對於新常態的特點,大家有不同的解讀,從地方經濟發展的角度,您認為新常態的特質內涵是什麼?
  丁力:我認為,新常態應該是習總書記描述轉型升級時期的一種理想發展狀態。轉型升級往往需要在質量和速度上作出選擇,大致有四種可能:
  第一種,要犧牲一點速度,換取更好的質量;第二種,犧牲一點速度,但質量也沒有換來,這種是最慘的;第三種是沒有犧牲速度,同時還換來了質量。GDP在增長的過程中,質量也跟上,這是廣東最想做到的,但難度很大。最後一種是速度沒有犧牲,質量卻下來了。
  四種可能性里,我認為新常態是第一種:犧牲速度,換取更好的質量。那麼,這種新常態,主要新在哪裡?我覺得同樣也新在四個方面。
  第一個新在目標上。過去,我們經濟發展的常態往往是重視經濟增長速度,也就是說,以GDP增長為標準。現在我們的目標要調整了,要用“以人為本”來替代以增長GDP為目標的標準。
  第二個新在動力上,這意味著過去政府主導投資,現在要回歸到市場,以內需拉動。
  第三個新在支撐上,即對經濟的支撐不一樣了。過去我們依靠土地資源消耗、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現在我們需要轉向通過自主創新、通過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培育來支撐發展。這很顯然和過去的理念不一樣。
  最後一個新則在心態上,過去是急功近利,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現在是要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協調起來,同時更多地強調可持續發展。
  捕捉新形勢
  我們以前常說“彎道趕超”,但實際上做得並不是特別好,人家是在直道上往前走,再上了一個臺階,而我們的產業還停留在加工貿易層面
  南方日報:新常態將會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廣州發展的大勢?
  丁力:不久前,廣州已經晉級為首批超大城市之一。像廣州這樣的超大城市,在謀劃自身發展的時候,尤其需要學會面對現實,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前進,在這一點上,我個人認為廣州還沒有一份十分明確的發展清單。
  像廣州這樣一年創造15000億元左右GDP的城市,發展目標、路徑、方向的選擇很重要。首先要考慮我們所處的大環境,在目標選擇上必須要充分考慮全球經濟的發展,因為我們是全球經濟中的一員;另一個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廣州必須思考,新一輪發展中我們的機會在哪裡。
  從目前來看,大家比較認可的,就是工業革命4.0,其實這個概念我在多年前已提過,就是以智能化技術深刻改變製造業的生產模式和產業形態。如今,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反觀國內,我們還在滿足於淘寶、阿裡巴巴等著眼低價格、物美價廉的階段。
  如此看來,我們很可能在新的革命來臨之際,抓不住這樣的機會,因為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我們的興奮點還沒到這個層次。目前,大多數國內一線中心城市的執政者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輪新改革的重點在哪裡,但問題是,我們這些城市,在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道路中,很有可能被邊緣化,因為我們還沒有核心技術支撐,這個是最要命的。
  舉例來說,智能化工業、產業,應該是建立在重化工產業上的信息技術產業的結合。汽車產業是重化工產業,但其如今還涉及到新能源、智能化電子技術,它在重化工革命的基礎上又往前走了。
  南方日報:習總書記曾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過去,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阻礙廣州長遠發展的一些問題,您也提到了我們的創新短板。您認為廣州還有哪些阻力需要剋服?
  丁力:接著上面的例子,我們以前常說“彎道趕超”,但實際上做得並不是特別好,現在都不是在趕超了,人家是在直道上往前走,再上了個臺階,而我們的產業還停留在加工貿易的層面。
  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要追趕智能化汽車產業,又會發現我們還有一個短板,就是智能化的核心技術,我們的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就意味著我們自主工業化的能力不高。人家已是碩士生了,我們還是小學生,我們雖然什麼產業都有,但是什麼產業都屬於低端,這個才是我們發展的問題關鍵。有觀點認為,這種差距可以通過招商引資來縮小,實際上是錯誤的。
  其次,工業革命實際上是一個全球發展的趨勢,廣州作為一個經濟體,現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說從小學走向大學的中間階段——中學階段。怎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一個技術替代汗水的過程,還需要有經濟、社會、文化等綜合改革來保障,沒有這些東西,其實中等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體制陷阱。
  比如,我們的體制機制,比較容易做到的是經濟體量的擴張,可以做到沒有技術的工業化增長,但一旦你要轉向自主創新,那就涉及到法制不健全,全社會對創新的投入、積極性不夠等短板,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支撐點的問題。
  不難發現,創新型國家都有一些成功的條件,其中之一就是所有創新型國家都不是依靠土地來創造財富,而是依靠如產業金融等來支撐。如果不是這樣,要轉型很難。現在這些條件都不具備,一是金融革命與我們擦肩而過,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依然走不出來。現在我們不願意承認,但事實上,表現越來越明顯。
  尋找新路子
  廣州有巨大的發展優勢,市場經濟基礎牢固是其中之一,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東西,這是未來支撐廣州發展的基石
  南方日報:在新常態下,廣州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在哪裡?
  丁力:廣州的新動力在哪裡?我認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新的工業革命肯定是新的發展戰略機遇,我們一定要有緊迫感,就是人家不和我們玩,我們也要主動陪人家玩。但是目前,我們即使把智能化的工業革命當作未來的戰略制高點,也不一定能馬上獲得成效。
  瞄準後,我們的發展動力,不能再靠投資來簡單地擴大經濟總量,要真正地把改革這面大旗舉起來。改革才是未來廣州發展的最大紅利。今天,廣州的發展困惑到底是什麼?不是缺少大項目,也不是缺少支柱產業,這些東西琢磨琢磨都會有的。重要的是,目前來看,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要改變,必須脫胎換骨。
  南方日報:困惑之餘,新常態將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對於廣州來說,在新常態下有哪些發展優勢有助於把握新機遇?
  丁力:廣州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有什麼優勢?實際上,廣州有巨大的發展優勢,市場經濟基礎牢固就是其中之一,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東西,這是未來支撐廣州發展的基石。
  下一步,廣州要完成兩大轉型,一個是從“政府決定”到“市場決定”,這句話雖然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提出來了,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地方政府真正往這個方向上走。因為走不了,特別像長三角,原來就是政府力量強大。政府強大,市場力量自然就弱了。
  廣州恰恰有這個潛力。在一線城市中,廣州是行政級別最低,政府配置力量最弱的超大型經濟體,過去我們常把這看作是廣州發展的弱項,因為手裡的牌太少。但換一種思路,如果我們真要走市場,廣州是最有優勢的。
  第二個轉變是廣州雖然有上述優勢,但這個優勢並不來自我們主動創造,作為一線城市,廣州手裡的權利壓不過北京、上海,特權要不過深圳、珠海,所以我們的政府並不是一個強勢的政府,這樣就帶出了第二個問題:廣州還要完成政府從“創造供給”到“培育需求”的轉變。
  長期以來,政府大包大攬,在經濟成分比重中,國有比重相當大,國有控股企業相當大,比理論上還要大。廣州的國有資本大包大攬,把政府能做的供給都做了,這種由國企主導的發展方式要改變,不然市場經濟就是空中樓閣。怎樣讓政府從創造供給到培育需求,也是廣州改革的一大理念。
  比如,廣州的公共服務、公共基礎設施,我們的欠債還是很大的,但你會發現,這些東西政府還抓在手上,不肯放,不少是委托國有企業做,但是國有企業往往不會以市場為導向,也不會以最低的成本來滿足老百姓的需求,其次,國有企業效率相對低下、開放度不足。所以,廣州有大量的公共服務沒有得到滿足,不得不說是因為政府把自己放到了供給而沒有放到需求的位置上。包括養老、教育、醫療等領域都有這個問題,不是我們沒有需求,而是我們沒有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到可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環來考慮,我們想得更多的還是招商引資。在新常態下,為什麼經濟增長速度要放緩?關鍵在於要把經濟增長的力量從外需轉變為本地需求,因為需求才是可持續的,再以外地市場為輔。
  把握新機遇
  廣州改革要圍繞三句話展開:讓市場決定效率,讓政府主導公平,讓社會實行自治
  南方日報:如此說來,廣州應該以怎樣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戰略,以適應新常態、把握新機遇?
  丁力:廣州要實現目標,就要進行改革,而廣州改革要圍繞三句話展開:讓市場決定效率,讓政府主導公平,讓社會實行自治。讓社會實行自治,通過改革,我們要為廣州的轉型升級創造條件,要從人治到法制,廣州要先行就要做好,習總書記說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廣州能否在這句話上先走一步?
  我到香港調研時發現,香港是法治社會,政府各種行為都由高院話事。什麼是依憲治國?就是政府所有行政議題必須符合憲法要求。所以你會發現,和內地官員不同,香港的官員對法律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敬畏,我們能否在南沙的改革中最大限度地創造這樣的條件?
  廣州要創新,沒有法治作為必要條件是很難達到的。如果讓人感覺到這個地方什麼都是法律最大,廣州才真正地把市場的優勢發揮出來。因此,法治社會對廣州太重要了,重中之重。
  此外,改土地財政為人本財政。如果一個地方的人們通過圈地就可以發財,他們就不會創新了,沒人願意創新,誰都知道在創新上用十分的力氣還不如在土地上用一分的力。要改變,很簡單,政府要壯士斷臂。有這樣一個規律,土地財政形成的泡沫經濟,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實體經濟,這也是廣州目前最受制的地方。觀察全球知名企業選擇國家地區投資,他們不是選擇政府強勢與否,而是選擇這個城市有沒有競爭力,也就是說在同等成本下,技術含量是否最好,同等的技術之下,成本是否最低。
  世界上轉型升級成功的國家,還有一個前提條件:都把泡沫經濟壓得低低的,把人力資本抬得高高的。所以,廣州能不能吃螃蟹,這個轉變很關鍵。同時,廣州的轉型升級還必須要靠市場金融類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但很遺憾,我們的金融叫了那麼長時間,還沒搞成。金融的本質是什麼?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實際上,我們毗鄰港澳,可否在人民幣離岸結算這塊小市場上引進外部優勢,來解決我們自身發展的難題。
  廣州的思路是什麼?我就提出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通過政府職能的轉變解決企業的問題,過去我們打造了很多企業型政府——有盈利手段和追求,政府成為了擁有公權力的市場競爭主體,於是就把市場的秩序打亂。
  該怎麼轉呢?我建議以財政體制改革為抓手。在西方國家,一次分配解決效率,二次分配解決公平。我們是分竈吃飯,這個分竈吃飯的不好在於,誰幹得好,誰的工資就可以拿得多。這樣你就會發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空話。所以,把企業型政府轉變成服務型政府,才是核心。
  政府要轉型,最主要的問題是想不想放手。廣州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最好的城市,也最有條件實現公民化的城市。我們看到,廣州已經開始嘗試通過公民決策、公民自主管理去解決堵車、垃圾圍城等公共問題,如果真正建立起公共決策機制,政府可以少管很多事。廣州還是有條件喝新一輪改革的頭啖湯。為什麼?因為在廣州資源面臨緊約束的情況下,尤其是土地資源逼近極限的情況下,傳統的政府主導模式已經走不通了。
  廣州如果願意犧牲一點發展增速,發展和改革兩手抓,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讓政府在公平公正中起主導作用,用制度打開一片不同的藍天,我相信廣州對於世界500強的吸引力要比現在大得多。
  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張西陸 實習生 任飛
  策劃:薑玉龍 譚亦芳 曾妮  (原標題:犧牲一點速度 換取更好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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